爱弥儿读书笔记3000字大学篇，爱弥儿读书笔记4000字

惠民山“书”情 作者 史建云

编者按：作者史建云 原云南澜沧惠民农场三连北京知青。

我爱书，读书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识字比较早，小学一二年级时开始读长篇小说，《红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都是这个时候读的，还有苏联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等。那时，家里是不给买小说看的，父亲喜欢逛旧书店，时常带我去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到四年级时，我可以自己去王府井了，不仅逛旧书店，也去新华书店，站在书架前翻书，只看不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是在家里读到的，《春》和《秋》是在新华书店看的。现在大部分书店都是开架，书架之间给读者预备了凳子、坐墩等，随便读者看书。

那时的新华书店不同，大部分书架在柜台里面，只有少量的书在柜台旁边的书架上陈列。站着看书时间长了很累，售货员还会时不时提醒：“翻翻就得了，不买别老看”。旧书店的书倒是可以随便看，但没有地方坐，我一个小学生，出门一趟时间也不能太长。这种经历锻炼出了我的读书速度。

到惠民山不久，知青们开始拿出自己带来的书，私下流传。好书往往都是排了队，一人看几天，在规定的时间传给下一个人。我这个人多少有一点社交障碍，很难与不熟悉的人结识交往，所以我在惠民山的主要活动范围是三连和四连。我所看的书，除了书主人就在三连四连的，别的连队的书都是传到三连四连人手中后，我知道了，在中间插空子弄来读，很少正正经经排队，因为不认识书主人

。在三连，看到谁手里有书，我会和人家好言商量、恳求。在四连，我就有点不讲理了，每周日到四连，一进屋，首先看桌子上床上有没有书，有书第一时间拿起来，然后再问史复洋有没有家信。有时别人正在看书，就盯着人家，只要人家有事把书放下，我会立刻扑上去把书抓到手中。原主回来要书怎么办？不给，坚决不给！书到了我手里就别想我放开。我会吃饭看书，走路看书，去卫生间看书，别人找我说话，一边聊天一边看书。大家开火做小灶，我一边烧火，一边看书。顺便说一句，我在四连的熟人圈子里有过一个没有传开的外号“肖洛霍夫”，就是说我既爱看书又会烧火。“霍夫”者，“伙夫”也。

四连的姐姐们对我很宽容，谁不小心让书落到了我的手里，无奈地笑笑就算了。但无论如何，我不能把书带出四连。劫夺一个人几小时看书时间是一回事，插队加塞儿把书弄走几天是另一回事，后者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只能趁着在四连的几个小时，把到手的书看完。至于这周看不完下星期天再来看，那也是不可能的，下星期再来，这本书早不知道传到哪个连队去了。三连的情况也一样，通常我都是在别人的看书时间里抓空子，大部分的书都是要在一天甚至几个小时中看完。这种情况下，少年时在书店里站着看书练就的读书速度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一目十行？不，不止，翻开一页书，扫一眼，我就可以迅速准确地判断，哪些内容可以放过，那些字句要仔细看看。

看得最快，印象最深的书，是托尔斯泰的《复活》。这是我们连顾乃昭借来的，我看到了，对她百般纠缠，你吃饭时不看吧？给我看一会儿。你睡觉时不看吧？借我看半夜。被我纠缠不过，最后她答应给我看一夜，晚上十点多她看完，把书拿给我，第二天早上起床号一响就要还给她，她必须在出工前把书送还。这一夜我在蚊帐里点了一盏煤油灯，用不到八个小时看完了一本厚厚的《复活》。多年以后重读《复活》，本来是想弥补当年匆匆忙忙看书的缺憾，却惊奇地发现，没有必要。当年一扫而过的文字，现在仍然觉得不必细看；当年认真看过的内容，再次看到时，脑海里立刻冒出了鲜活的印象，好像昨天刚刚看过。这次重读甚至比当年用的时间还短。

一夜《复活》的结果是，一床八成新的蚊帐被煤油灯熏成了黑黄色。后来我用了多种方法反复清洗，黑色洗掉了，黄色再也去不掉。

看得最慢的书是《鲁迅全集》，这套书是刘宪子家给她寄来的。书寄到的那天，刚好在四连，看着那20本崭新的、精装的、厚厚的十六开本大书，真是兴奋极了，那种心情，就好像粗茶淡饭多日，突然看到一桌酒席，恨不得立刻、马上，把每一道菜都尝一口。看了半天书，晚上依依不舍地走了。第二个星期天，一清早就跑到了四连（我平常的习惯是，星期天睡个懒觉，吃完上午饭，洗衣服写家信，处理各种琐事，午后去四连，吃完下午饭回三连）。看到我的急切，宪子姐姐大发慈悲，允许我把书带回三连看，不限时间，一次一本，看完换下一本。

那个时候，得到一本好书太不容易了，像读《复活》那样一目十行、囫囵吞枣，实乃迫不得已，但凡有一点儿可能，都要尽量延长读书时间，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一本书看完了，下一本书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书的主人既然没有给我限制时间，我当然要细嚼慢咽。另一方面，这不是我自己的书，自己的书可以拣着有兴趣的内容先看，反复看，不那么好看的内容，等什么时候没得可看了再看也不晚。这套书是要还的，而且，每一本后面还有另一本等着我呢。所以，对《鲁迅全集》，我用了最简单、最笨、最老实的看书方法：按照顺序，每一卷、每一篇、每一页、每一段、每一行，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这几乎可以说是我这辈子看书生涯中，看得最仔细的书了。一直有点儿好奇，这套书，除了我，除了书的主人，还有多少人是一字不落地看完了的？

检点在惠民山看过的书，忽然发现，这十年竟然是我读经典著作最多也最认真的的时期。这一时期看过的书有：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于絮尔·弥罗埃》、《图尔的本堂神甫》、《交际花盛衰记》、《幻灭》、《两个新嫁娘》、《搅水女人》。应该不止这些，只是想不起来更多了。只记得当年被巴尔扎克迷住，打定主意以后想办法学法语，读巴尔扎克的原文，要把他的著作都看完。后来有了学法语的机会，却发现用不着了。一是巴尔扎克小说的中译本足够多，二是我对他的书失去了兴趣。对于一个读《资本论》读得精疲力尽的人，要换脑子要轻松，看看流行小说还行，巴尔扎克就免了吧。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有点残缺，没有封面和扉页，所以当时我不知道作者是谁，它的语言风格与巴尔扎克非常相像，但是叙事风格、时代背景等有很大不同。后来才知道作者是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作品的译者是同一个人——傅雷，所以，这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风格，其实并不是巴尔扎克的，更不是罗曼罗兰的，而是傅雷的。尽管我知道傅雷是个著名翻译家，尽管我也翻译过几本书，深知翻译著作要保持原作者的语言风格有多么不容易——反正我做不到——却还是对此不以为然。

法国著作还有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铁面人》、《黑郁金香》，《基督山伯爵》也是这一时期看的，不过是在北京探亲时。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等；司汤达的《红与黑》；卢梭的《爱弥儿》；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左拉的《妇女乐园》；莫泊桑的《俊友》和一本短篇小说集。

英国小说有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双城记》、《远大前程》、《大卫·科波菲尔》；艾捷尔·伏尼契的《牛虻》；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傲慢与偏见》；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俄国和苏联著作比较多，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凯特玲斯卡雅的《勇敢》；苏伽·谢列布里雅柯娃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阿·柯塞夫尼柯夫的《活命的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当然还有《复活》；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选集；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上尉的女儿》；果戈里的《死灵魂》和《钦差大臣》；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以前在北京，读过不少名家散文，杨朔、刘白羽、孙梨……有些文章进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老师常常要求整篇背诵，但直到读了《猎人笔记》，我好像才真正领略到了散文的美。

除了小说散文，还有一些剧本诗集。莎士比亚的剧本和十四行诗，但丁、普希金、海涅、莱蒙托夫 、拜伦、歌德、雪莱等人的诗歌我都是在惠民山开始接触的。

美国文学作品好像很少，能记起来的只有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和霍桑的《红字》。还有一本《最后诊断》，是当年内部出版的书，好像是一部美国译著的合集，《最后诊断》是节译。当年比较天真，以为内部出版的东西，都应该是有点保密性，有点参考价值，不明白这本书为什么入选。现在当然不再天真，可仍然不明白这本书为什么入选。这本书的作者是阿瑟·黑利，我读过他小说所有的中译本。他的小说虽然属于流行小说，但没有色情、暴力、恐怖、变态的描写，没有所谓的感官刺激，也没有什么激进倾向。

中国小说当然也不少。记得到惠民山不久，知青中流传过一本文革前出版的描写云南农垦的小说，背景是西双版纳。小说中的景物描写：雨季开荒、飞机草、蕨蕨草、茅草房……都是在惠民山常见的，给大家一种亲切的感觉。这本书不知什么原因，在我手里很长时间，翻过好几遍，但现在竟然怎么也想不起书名来。还有一本《阳光灿烂照天山》，是写新疆建设兵团的。

民国时期的作品也在惠民山开始接触。艾芜的《南行记》，背景是二十年代的滇缅边境，云南风光的亲切，故事的奇诡神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本民国时期女作家的合集，记得有冰心、庐隐的文章。搞政边时，和寨子里老乡借到《三侠五义》，记得是本残书，刚好到锦毛鼠白玉堂死掉，后面就没有了。

兵团后期，各连建立了图书角，上面拨下来一批书，每年还有一笔经费可以报销。上面拨的书有马列著作，有小说，四大名著是不是都有，记不清了，《红楼梦》和《水浒传》是肯定有的。手里没书看了，就去连里拿《红楼梦》，看过的遍数数不清，比较喜欢的章节不用查页码，随手一翻就能翻到。此外，现在能记起的书有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西沙儿女》；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姚雪垠的《李自成》。还有《飞雪迎春》、《桐柏英雄》、《剑》、《大刀记》、《海岛女民兵》、《虹南作战史》、《沸腾的群山》、《春潮急》、《万年青》等一批文革时期出版的小说。

中国小说里还有一本在惠民山知青中大名鼎鼎的书：曲波的《桥隆飙》。这本书是和我同一寝室的昆明知青杜江云（她后来为情所困而自杀，可惜）告诉我的，给我讲了好多关于书的主人和这本书的故事，书主人如何在各连讲桥隆飙的故事，像说书一样精彩，说了讲到几点就是几点，时间一到，立刻就走；书出借时规定还书时间，到时索书，一分钟不宽限；借书的人如何如何排大队，等等。

书的主人是北京知青郝宗和，当时已经在营部工作，杜江云求我去借书。郝宗和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但此前从来没有说过话，他是否知道我，可真没把握。前边说过，我是有点社交障碍的，与素无来往的人主动接触，对我来说很困难。如果是为了别的事情，我一定不干，为了书，可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硬着头皮去营部，一边走一边想，人家不认识我怎么办？大不了把史复洋的名字扯出来，认识我的人不多，知道她的人大概不会太少。

出乎意料的是，郝宗和认识我，听了我的来意，一口答应，而且不用排大队，第二天就可以取书。给我的时间是一天，只是有一个条件，不能给别人看。我有点为难，这是杜江云求我借的，她又和我住一屋，不好瞒也瞒不过去。郝宗和很痛快，可以让她看，只是不能再给别人，不能让书出我的寝室。第二天晚上拿到书，下一天我和杜江云请了病假，躲在宿舍里看书。其实以我的看书速度，一晚上足矣，不必请假，但是我得看着点，不让书出房间呀。那本书由于流转次数太多，已经散架，分订成了六册，用黄色电光纸做书皮。我看完一册，就拿给杜江云。两个人看书，与一个人用的时间差不多。

我自己也逐渐有了不少的书，有家里给买了寄来的，也有探亲时在北京自己买的，在澜沧、思茅、昆明也买过书。我从北京到云南时，随身只带了四卷毛选，那是在中学里用积攒的压岁钱买的，2元钱一套，在那个年代也是优惠价。这套书我在惠民山从头到尾通读，重要文章还写了读书笔记——尽管当年的一个初中生并不知道真正的读书笔记什么样子。

文革中有一场运动是学习马列著作，运动的正式名称记不清了。上面给各连发下了一批马列著作单行本及其学习辅导材料，早晨晚上集体学习。我让家里买了更多的单行本寄来，没要辅导材料。这些书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国家与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等。我看得最多的是《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那里面的理论是看不懂的，《反杜林论》吸引我的是恩格斯论辩时的语言，犀利甚至尖刻，却又不失幽默。

《自然辩证法》里有大量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东西，降神术、催眠术、灵媒、四维空间等等，书中引用的他人著作中的实例，和作者自己反驳这些实例时用的方法，都有趣极了。对我来说，前者好像杂文，后者好像小说，没书可看时，就会拿出来翻上一翻。

另一场运动是大名鼎鼎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对我来说，这场运动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大批中国古代著作解禁回到书店的柜台上。法家著作供参考，儒家著作供批判，更多的不属于儒法两家的书借东风。家里寄来一些，我自己买的更多。法家经典《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就不必说了，李贽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加在一起十几册，还有《筍子》、《墨子》、《庄子》、《淮南子》、王充的《论衡》等。萧统的《昭明文选》是在四连看到的，不知道是谁的书。

看的比较仔细的是《论衡》，这本书没有注释（在买这类书时，如果有不同版本，我一般挑注释最少，最好根本没有的。我觉得注释越少越划算，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性价比越高），以我当年的古汉语水平，基本上看不懂。不知为什么，和这本书较上劲了，一篇文章看一遍不懂就再看一遍，看了十几遍后，突然就明白了文章的意思。别问我既没有注释又没有老师讲解，我怎么知道自己是真懂假懂，这个问题说不清，我就是知道自己真的懂了。这本书没有全看完，能看懂以后，我就能够判断哪些内容好看，挑着自己有兴趣的篇章看。

回归书店的还有史书和古诗词。《三国志》是四连熟人圈子里的，记不起是谁的了。《三国演义》是早已看过的，边看《三国志》边想《三国演义》是怎么写的，对照起来也是很有趣。

说到古诗词，首先想起来的却是一个现代人。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1971年出版，我记得惠民不少知青家里都给买了寄来，我家给寄了两本。对这本书大家的议论是：第一，作者实在是很有才华，书很有看头；第二，作者实在是喜欢胡说八道，他为了证明杜甫的地主生活，说杜甫的茅草房遇到大风“卷我屋上三重茅”，有那么厚茅草顶的茅屋，冬暖夏凉，比砖瓦房还舒服，造价也更高。对于我们这些在惠民山住过数年茅草房的人来说，真真是大笑话。当时看过的郭沫若的书还有《奴隶制时代》，是我自己买的；认识了旱谷坪寨子当老师的两个上海女知青，向她们借过郭沫若的剧本集，记得里面有《高渐离》、《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搞政边时和县里一个政边人员借过诗画集《百花齐放》，书里有郭沫若做的101首咏花诗，每首诗配有一幅木刻画。

我手里的古诗词集有《诗经》、《李璟李煜集》、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龚自珍等人的诗文集，《唐诗三百首》、《稼轩长短句》等。有次探亲时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到了《陆游集》，这套书一共五本，前四本是诗词，第五本是文集。分别定价，我只买了前四本，售货员很奇怪，大概别人都是全买吧。我告诉她我只喜欢诗词，其实我是为了省点儿钱，后来为这个省钱的举动懊悔不已。还有一本《宋词小札》，这是一本讲解、赏析宋词的书，我连注释多一点的书都不喜欢，赏析性的书应该更不喜欢，这本书大概是家里寄来的，而且是由于当时没有其他宋词可买。但是翻开一读，发现这本书写得相当不错，评论解释赏析都很到位，文笔亦优美。三连一个昆明女知青常常找我借书，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她，她很喜欢，我从云南回北京时，把这本书送给她留作了纪念。

文学、政治书籍之外，值得提起的还有农业技术书籍。有一套农业技术书，我怎么也记不起书名来了，只记得是上下两本，精装，厚厚的，文革前出版。家里在中国书店买的，我和史复洋各一套。内容包括各种主要农作物的栽培、经济作物栽培、林木蔬果药作物栽培、家畜的饲养、渔业技术、农药化肥的使用、病虫害防治、农业机械等等，林林总总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内容不怎么深奥，比较通俗易懂。史复洋那套，大概利用得比较充分，我那套就只是供我没书可看时翻着玩。记得有一次去四连，看见桌子上摆了个小碗儿，里面有些看起来莫名其妙，闻起来也莫名其妙的东西。有人告诉我，碗里是蟾酥，是从那套书里学来的防治猪瘟的方法：把蟾酥揉成小球，猪耳朵上割开一个小口，把蟾酥塞进去。也不知道是谁抓的癞蛤蟆，谁挤的蟾酥，真是佩服。

1977年，三连迁到孟连农场，我认识了场部的一个技术员，此人对我的书，尤其是这部农业技术书垂涎三尺。离开农场时，我清理了一批不打算带回北京的书，叫他来挑选。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形还觉得好笑：那人带了个小背篓来，看着我摊在桌子上的书，一边往背篓里挑拣，一边摆出一幅“这些书其实不怎么样，既然你要给我，我就凑凑合合收下”的架势，但等到看见那部农业技术书时，脸色大变，一把抱住，急切的问，这个也给我吗？边问边把书往背篓里塞，然后其他的书不再挑选，一股脑全部堆在上面，装完了立刻就跑，那样子生怕我反悔似的。

回到北京几个月后，我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读研。研究生毕业找了一个看书的工作。没错，我的工作就是每天看书、看书、看书，然后写篇文章。然后再看书、看书、看书，然后再写篇文章。到单位上班第一天就进了图书馆，以后每天不是图书馆就是阅览室，很快就和图书馆工作人员混熟了。

某天和一位图书管理员聊天，说起我是云南知青，她告诉我她爱人也是云南知青，常常给她讲在云南时的生活，又艰苦又有趣。她爱人在黎明农场工作，当过司务长，常常在星期日清晨，沿公路走12公里，下山到一个叫勐满的地方赶街买菜。我愕然：星期日清晨，走12公里公路，下山到勐满赶街买菜，这哪里是什么黎明农场，分明就是惠民山嘛。问她爱人的名字，答曰：李林栋。

这个世界可真小，事情真奇妙，因为爱书，找了一个天天看书的工作，混熟了图书管理员，居然就此认识了一位兵团战友的妻子，惠民山的媳妇。从那天开始，李林栋夫人成为我的朋友，直到今天。

附：在惠民山待了整整十年的史建云在云南时期的读书清单：

《鲁迅全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国家与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于絮尔·弥罗埃》、《图尔的本堂神甫》、《交际花盛衰记》、《幻灭》、《两个新嫁娘》、《搅水女人》。《三个火枪手》、《铁面人》、《黑郁金香》，《基督山伯爵》《茶花女》《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红与黑》《爱弥儿》《包法利夫人》《八十天环游地球》

《妇女乐园》《俊友》《雾都孤儿》、《双城记》、《远大前程》、《大卫·科波菲尔》《牛虻》《鲁滨逊漂流记》《曼斯菲尔德庄园》、《傲慢与偏见》《简·爱》《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勇敢》《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活命的水》《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苦难的历程》《怎么办》《白痴》《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死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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