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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深秋时节,凉风飕飕,草木枯萎,落叶纷飞。

不经意中三个春秋已逝去,再过十几天便是父亲三周年祭日。大疫当前,到时候能否回去祭奠还是未知数。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与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清晰如在眼前。

值此闲居之际,聊做此文,回忆父亲生前的曾经过往,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可以说父亲小时候是个名副其实的苦孩子。奶奶年轻时是出了名的好姑娘,不仅人长得俊俏,而且做的一手好针线活。无奈家庭生计艰难,因还不起向姑姑家借的粮食,父母把她嫁给了姑姑家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姑表哥,后来我的爷爷。爷爷是家里的独子,怕被抓壮丁,只好假装驼背,几乎弯腰九十度走路。太爷又是情,所以爷爷只是个干死活的人,性情软弱、内向,不善与人交流。

奶奶可能是对爷爷不满意,又无力反抗,久而久之,内心淤积的负面情绪爆发了,父亲十岁时,奶奶精神失常了。在那个愚昧无知的年代,精神病被称为“癔病”,没人倾听她的心声,没人帮她排解心中的不快,而是请来明间的巫婆镇压。就这样,心灵手巧的奶奶从此精神恍惚,时常自言自语,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再过问世间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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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特殊家庭长大的,他是长子,下面有四个弟弟妹妹。大概在父亲十八九岁的时候,龙岩铁矿到乡里去招工人。通过当场考试的方式进行选拔,父亲交卷后主考官立马告诉他被选中了,而且那一次我们乡只选中了两人。当工人,成为公家人,对于世代土里刨食的庄稼人来说,那是多么荣光,多么值得骄傲的啊!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不止一次提起过此事,特别是父亲去世前的几年,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好多刚发生的事一晃就忘了。可是对于他当年的这件事记得清清楚楚,时常说起,言谈中满是自豪!

可是好景不长,大概两三年之后,太爷去世了,爷爷撑不起家,弟妹还小,父亲只好辞掉工作回乡务农。家里光景艰难,爷爷奶奶又是那样的特殊人,虽然父亲一表人才,可是直到三十岁才入赘母亲家当了上门女婿,开始了新生活。

父亲当时在本地的铁矿当临时工,每天工资五毛钱,人们戏称“五毛钱工人”。母亲在家里排行老二,大姐已出嫁,下面有两个妹妹。姥姥其实生养了十一二个孩子,有几个儿子,可惜都夭折了。那时农村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没办法只好招女婿入赘。姥爷患有哮喘病,劳动能力差,家里又都是女孩,一家人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姥姥是个多事,爱挑理,说话有些尖酸的人。父亲为人耿直,不善言辞,但内心世界极为丰富。母亲当时年纪小,不太会处理家庭关系,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

大概三年后,家庭矛盾激化,父亲带着妻女回到自己家。具体因为什么谁也很难说清,我曾问过父亲,父亲只是含糊应答,从他的神情上看可能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不想细说,后来我也就不再提及了。

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父亲和姥姥的积怨很深,因为在往后的几十年里父亲一直对姥姥一家爱搭不理,母亲处于中间没少为难。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你对我的好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你亏待了我我也一辈子忘不了,想让他表面上装装热情,不记过往,对不起,他做不到,他是真真正正的心口如一的人。

父亲是个极能吃苦的人。父亲在村里只有三间土坯房,家徒四壁。只有一盘土炕一个锅台,吃饭睡觉算是有了着落。母亲曾和我们说起过当时生活的艰难,碗筷、衣物等杂物没有收纳的柜子,父亲只好就地取材,两边各砌一个土台子,然后上面搭上木板,一层一层垒起来,外面挂个帘子,就成了自创的碗柜、衣柜。母亲甚是喜欢。父亲一边在铁矿做工,一边协助母亲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后来因为工作需要,父亲曾去离家很远的古子房铁矿、三岔口铁矿工作。当时有好几个同乡的工友因为离家远、条件艰苦而辞工回家务农。父亲从没有叫苦叫累,一有空闲,就骑自行车赶回家,争分夺秒家里家外忙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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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土地承包到户,我家分得三十亩土地,那时大姐才十三四岁,家里地里一大堆活,母亲忙得团团转也应付不了。父亲有几次三更半夜赶回家,为的是多做一点农活。小时候,真心觉得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少,他不是在矿山上,就是在田地里。

父亲是过惯苦日子的人,一丝一毫都不舍得浪费。我们从小潜移默化受父亲的熏陶,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这样的生活习惯,感觉浪费就是犯罪。记得小时候父亲偶尔带回一兜子废旧零件,那是他工作之余捡拾的废弃物,一颗一颗积攒起来的。指导我们用扳子改锥拆开,然后分类,有铁有铜,攒够几斤拿到收购站卖了,换回我们需要的日用品、文具等。每每这时是我们都要激动好一阵。以至于父亲一回家我们就去翻看他的包里有没有“钱疙瘩”,往往失望的时候居多。想想也是,哪里总有废零件让你捡的!

父亲俭省节约,会过日子。我们一家六口人,父亲工资只有几十块,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们家的生活还算过得去,这都得感谢父母的精打细算,发了工资也不敢大手大脚花,总是想着细水长流,攒下钱以备不时之需。

父亲虽然才念到四年级,但心眼活,学东西快,是矿上的电工。他不仅会电工,木工、编织、焊接都能操作。家里用的炉钩炉铲簸箕,镰刀锄头,菜刀擀面棒,压饸饹床,淘黄米篮等等都是父亲亲手做的。至于家里家具、农具等的修修补补父亲更是不在话下。特别是父亲车的擀面棒,我依然用着,不知道它是什么木头做的,经过几十年手磨油浸,现在越发光滑油亮。每次做面食拿起它,脑海中满是父亲慈祥的面容。

父亲虽生在旧社会,但思想开明,不像母亲那样遗憾的没有生养上男娃。父亲从未嫌弃过我们姐妹四个,家里的重活都靠父亲自己承担,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在田地里摸爬滚打也从未有过怨言。我们也竭尽所能地协助父亲,不论春种秋收,我们都是全家齐上阵。

父亲空闲时也很关心我们,记得有一年夏天,父亲用大铁盆在院子里晒热水,给我和三姐洗头,我大概也就五六岁。那时用水需要到老远的井里挑,头洗得不勤,又没有现在的洗头膏,所以头发里难免会生些虮子虱子,我们小孩子也不会处理。父亲就给我们洗头,然后用篦子刮头发上的虱子虮子。一遍遍反复刮,直到把那些脏物消灭干净。有一次,父亲在给三姐整理头发时,看她的辫子长,不好打理,就悄悄地给她剪掉了一部分。一剪刀下去,三姐大哭起来,但也没有办法,只能把另一边也剪短了。过了几天,她感到头上轻松利索多了,也就欣然接受了新发型。

我童年第一件也是唯一的一件买的玩具是父亲带回来的。我们小时候的玩具都是自己制作的,很少有人花钱给孩子买玩具。那时的孩子动手能力强,不用刻意去培养,生活的大熔炉激发出孩子们的无限潜能。用线轴和高粱杆制作小车,用核桃壳和硬纸片做风葫芦,用马莲条编小动物……

父亲给我的是一个塑料做的风葫芦。绿色的底盘,粉色的花瓣。底盘有两个齿轮咬合着,推动滑杆齿轮转动,带着上面的花瓣跟着转动,花瓣就打开了,里面还有黄色的花蕊。飞快旋转的花瓣在我眼前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这是生在山里的我从未见过的,我不曾想到世间竟有如此新奇的玩具。后来父亲还给过我一支铅笔和一个可以当文具盒的药盒。那支铅笔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弄来的,也许是捡拾别人丢掉的,只有多半截,但是特别耐用,铅笔芯很硬,不像以前用的铅笔芯老断,只是字迹颜色有些浅。当时也不懂得铅笔还有不同的型号,当宝贝一样守护着,一直用了好长时间。

我十一二岁时,县里在我们乡筹建金矿,父亲趁机调回本地工作,还在井下干他的电工。大概也就三四年以后的秋天,父亲第一次癫痫病发作,是在半夜里。睡梦中的我们被惊醒,见父亲两眼呆滞,双手抽动,不知道是咋回事。母亲比较迷信,认为是恶鬼缠身了,一边哭喊,一边大骂恶鬼。一两分钟后,父亲恢复平静。第二天夜晚,请来本家爷爷应诺给恶鬼烧纸钱,以为这样就完事大吉了。

大约过了将近一年,父亲再次半夜发病,症状和第一次一样。这次母亲意识到不是恶鬼缠身了,肯定是生病了。于是,姐夫陪着父亲去市里医院看病,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只说有冠心病,开了些药回家吃。

再后来,父亲犯病次数逐渐增多,不论白天黑夜都有可能发病,而且事前没有任何征兆,一旦发作,他自己意识全无,危险性极大。矿上不敢让他下井工作,调换到门卫处看大门。有次回家途中出点小意外,从此矿上再也不敢让他工作了,于是提前办理了病退。

父亲刚办病退时也就五十三四岁,我还在上初中。那时,除了偶尔发病,父亲的身体还算硬朗。家里养着一匹骡子,耕种十多亩田地,不用上班,专心伺候庄稼、牲口,父亲似乎比以前清闲了。只是家人担心父亲的病,不论他去哪里干活,总有人陪着他,哪怕他去厕所时间长点,我们都不放心,叫一两声,他答应了才能安心。

几年后,矿上扩建,每个老工人给两个指标,子女可以到矿上工作。二姐和三姐趁机有了工作,虽然是计划内临时工,但那几年正是金矿红火的时候,除了工资,还有各种奖金、福利。随后我也参加工作了,家里的日子逐渐好起来,耕地只留下三四亩,其余都让别人种去了。

本来父母的晚年生活应该是很幸福的。我们姐妹四个都已成家立业,日子虽说不上多富裕,但也都家庭和睦,吃穿不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父亲还有退休金,而且每年都有所增长,吃穿用度不仅不用我们操心,还年年有余。

无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母亲更年期那几年,正巧三姐出车祸,继而遭遇离婚变故,再加上家里其他琐事,母亲又不会自我调节,遇事钻牛角尖,父亲不善言语,更不会宽慰人,母亲精神异常了。虽然我们竭尽所能给她看医生吃药,但母亲还有周期性的发病。发起病来,神经兴奋过度,半夜三更起床折腾,有时甚至整夜不睡。白天东游西串,一会儿静不下来,看见东西就要买,不管需不需要,而且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四个女儿和老伴都是她的出气筒,想骂谁就骂谁。我们大话不敢说一句,生怕她受久了刺激,病情加重。久而久之,母亲看出了门道,把我们都拿捏住了,更加有恃无恐。我们常年在外还好应付,成天受折磨的就是父亲了。父亲三十岁才娶媳妇,年轻时也不敢呵斥母亲。面对现在病态的母亲,父亲更是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

狂躁一段时间之后,母亲逐渐恢复平静,继而又抑郁起来。不想说话不想动弹,天大亮了也不起床,对一切事物都没有兴趣。母亲的病成了我们一家人的心病,我们三番五次带母亲去医院治疗抓药,医生说这是双相情感障碍。凡病都是三分药七分养,她自己不会调节,药物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因为母亲有病,导致和周围邻居不和,母亲不愿意在老屋住了,于是我们给父母搬到别处去住。可是父亲一直惦记着老屋,虽然他不明说什么,我们也能理解父亲的心意。老屋是他亲手盖起来的,几十年的生活早已和老屋融为一体了。五年后,我提议满足老人的心愿,搬回去。一是母亲和邻居关系逐渐缓和,二是农村正在推行危房改造。于是在一四年夏天,老屋经过改造焕然一新,父母如愿搬回自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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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愈发衰老,身体消瘦得几乎就是皮包骨头,以前红润的方脸盘越来越瘦削,下巴突出的尖。耳朵越来越背,给他配过一个助听器也不愿意戴,与人交流愈显费力,他就越不爱说话。看着我们说得热闹,父亲偶尔会插一句:“我就跟愣货似的,也听不清你们说啥。”听着父亲的自嘲,我很无奈,只能凑到他跟前,提高嗓门和他说几句他爱听的话。

最后这几年,父亲记忆力衰退厉害,有时会犯糊涂,把进门的大姐认作三姐;你刚跟他说了话,出去一圈再进来,他就以为你才进门;已经尿了裤子非说没有尿……

有些事是父亲至死都清清楚楚的。每天好几遍的跟母亲念叨他的四个女儿,女儿是父亲今生最大的财富骄傲,虽然我们都是芸芸众生中再平凡不过的一员,但在父亲心中我们是至高无上,无人能比的。再者就是自己每天领着不足百元的退休金,父亲很知足,一生念着共产党的好,对自己当年的英明决策很是骄傲。因为有好多和他一起当工人的同乡看不上几毛钱的工资,中途撤回去了,导致老了没有退休金可领。

我每次给父母领回工资,把现金和工资本递给父亲时,他苍老的脸上笑容泛滥,整个人乐得花一样幸福。尽管看得不是很清楚,父亲也要手握工资本端详半天,而后喃喃自语:“够花了,够花了。”

父亲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三年前那个初冬的上午。吃完二姐做的两个油煎糕后撒手人寰,没有留下一句嘱托,没有进一天医院,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地归去了。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或许是有的,只不过父亲不说,我们自然也不知道罢了。父亲一辈子要强,不想麻烦人,而且他早已将生死看得很淡,曾经多次说过他就剩下去西梁头一条路了,那是祖坟所在地。每次父亲说起,我们都劝慰他不要瞎想,一直以为父亲虽然癫痫病不断发作,但不是要命病,没有三高,只是不爱活动,成天靠着被子垛犯迷糊,好几年都这样,我们习以为常了。没料到父亲就这样突然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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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载春秋已成过往,父亲在我们心中永不逝去,今生无缘再相聚,愿来生再做父女。时至今日,疫情阴霾仍未散去,封控措施继续执行。明天即是父亲三周年祭日,身在异乡的大姐和我不能去坟前祭奠了。祝愿天国的父亲无病无灾,一切安好!

历时十余天,用拙笔记录下父亲一生的点滴碎片,对父亲的无尽思念融在这字字句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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