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文
二

1975 年的春节,说来就来。
家家户户赶在年三十的下午都贴上了对联,更衬托出火红喜庆的氛 围来。陪伴对联的,是印有秦琼、敬德扛枪舞刀威风八面的画像,保佑黎民百姓四季平安的门神。
为了过个喜庆的春节,父亲特意从生产队借了五十斤麦子,磨出的 白面用来做过年的油食。母亲手把手地教大嫂、二姐、三姐为全家做了 黄澄澄香喷喷的油饼、馓子、麻花以及各式各样栩栩如生的翻果子,小鸡、 小兔、小猪的形象惟妙惟肖,煞是可爱,拿在手里,都有点舍不得咬一 口。在吴忠师范放寒假的当儿,心灵手巧的二姐,紧赶着为弟妹们做鞋, 剪裁缝补衣裳,尽管双手被纤细的麻线绳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但她仍 停不下来,她要赶在除夕,尽可能地让弟妹们穿上新鞋、新衣服,或者缝补好的旧衣服。
毕竟,所谓过年,过的就是老人和孩子。老人们盼望着儿孙绕膝团圆的热闹,小孩儿则向往着美食、鞭炮和新衣服。
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接灶神那天起,中国北方老百姓过年的系列活动, 就拉开了序幕。在此之前,腊八肉粥里用荞麦面做成的“麻雀头”(吃了“麻 雀头”,是取来年少了麻雀糟害庄稼的寓意),早已被我们狼吞虎咽进 肚子里。腊月二十四、二十五,是扫尘的日子。腊月二十六、二十七、 二十八几天,家家户户的男人们相互帮忙,挽袖子抹胳膊杀猪宰羊,女 人们则攒在一起,东家进西家出,轮流着做油炸蒸煮的活计。从腊月 二十九开始,鞭炮声便在村子里稀稀落落,此起彼伏地响起来。
因为家里经济拮据,父亲和大哥买了几支大红炮,在除夕夜和大年初一早晨分别燃放了,夜空中的火花算得上璀璨,白天里的响声也够得 上清脆。适宜于小孩燃放的牛皮纸包装的一串串小鞭炮,我们家是没有的,四弟、五弟便追撵到村子里有鞭炮的人家,两眼紧盯着别人家的孩 子一个接一个地燃放,羡慕的目光从地上移到天空,又从天空回到地上。尤其是淘气的四弟,缩着双手,鼻尖冻得通红,清鼻涕在一阵冷风中流将出来,又被他抬起棉袄袖子,飞快地一抹。我瞧着两个弟弟可怜,心疼地连哄带吓唬,把他们领回家里。
年三十,是很忙碌的一天。这天午后,我和四弟会扁担接力,从窑洞垴畔近二十米深的水窖里,打上来一桶桶水,先饮好了牲口,再往返 六百米一趟,一连挑六七趟水,直到把家里的两三个水缸,都盛得几乎漫过了缸沿,连两只水桶,也都满满当当地放在地上。听妈妈说,大年初一,是要悠闲享用美食的日子,如果这一天还是劳劳碌碌,那意味着这新的一年,苦命的你都不会清闲下来。为了一年悠闲享受的好兆头,大年三十男孩们早早挑好了水,喂养好牲口,女孩们在太阳落山前也手脚麻利地贴好对联窗花。
姜大哥是个很喜好传播民间故事的人,依照他的说法,除夕之夜,如果你蹲伏在打谷场的石磙下,屏住呼吸细听,便会有不同寻常的声响,从各家各户传递出来,昭示着这一家人来年的吉凶祸福。他绘声绘色地讲述,逗引得我和几个胆大的男孩子,在年三十晚上跟着他摸黑来到了打谷场。除夕的夜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躲在石磙下,缩着身子,凝神定气地听了好半天,除了呜呜呼号的寒风,并没有其他异样的响动,正觉失望无趣,忽然听到一阵“噔……噔……噔……噔”的声音由远及近,从场院间传来。“什么声音?”我的心跳不由得加快,紧接着隐隐约约看到一个黑乎乎的暗影,正朝着石磙方向碾压过来,一时间我的身体不由自主蜷缩成一团,只感到头皮一阵发麻发紧,头发都要竖起来似的。姜大哥先是张开了微微颤抖的胳膊,环住了我们几个人的肩膀,紧盯着越走越近的黑影,直到那黑影距离我们不到五米的时候,姜大哥飞身跃起,一声大吼,便冲那团黑影扑将过去,紧接着便听到驴骡打了一个响鼻, 沿着场院出口逃走了。我的妈,原来是到打谷场寻吃夜草的牲口,虚惊一场。满头大汗的我们,如释重负,跟在姜大哥身后,赶紧回家。
回到家里,只见父亲独自一人在剁饺子馅,腾出时间让儿女们玩扑克、下象棋,或是聊天。怕招致被骂,我也没敢向家人叙说刚才惊险的一幕。
初一早晨的饺子,无疑是一场盛宴。清晰地记得,刚满十岁的我,竟然吃了四十多个饺子,直撑得腰都弯不下去了。趁大人不注意,我跑到外面院子里转悠了一阵,回来又挣扎着吃了好几个。实在太饱了,便肚皮蹭在炕沿边,擀来擀去。二哥到底比我年纪稍大一些,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明显也比我高雅了许多。记得除夕那天下午,他特意穿上了二姐买给他的新裤子,咧嘴憨笑着在地上走了几个来回,过度的兴奋使得走路的姿势都有点变形,晚上睡觉前,又小心翼翼把新裤子整齐地叠放在脚边,哪知道半夜里,梦里惊醒的他,于黑暗中在炕角惊慌地摸来摸去。被碰醒的母亲问他怎么了,他拖着哭腔说,刚才梦见新裤子丢了,刚才摸了摸,幸亏还在。初一早上大家听了这事,一家人说笑了好半天。
那些年,正月初一早晨,全生产队的年轻人,还有挨家挨户给老年人拜年的习惯。调皮的姜大哥遛在刘大妈家大门外,看刘大妈家的饺子刚一下锅,便带着几个小兄弟进了家门拜起年来,然后几个人脱鞋上炕,与刘大伯拉起家常。平日里过光阴有点仔细甚至不太大方的刘大妈,眼瞅着他们不走,急坏了,硬是舍不得把饺子捞出锅端给他们吃。姜大哥早料到了这一点,估计饺子差不多已煮烂在锅里,这才招呼着几个淘气 的兄弟,坏笑着起身离开。

刘大妈的故事不一定真实,但鞭炮、饺子和裤子的故事,却发生在 我身边。这些故事反映出的不只是那个年代物产的普遍缺失,而更多的,则是贫困、饥饿带给人们笑不出来的酸涩记忆,还有程度不同的精神创伤。
好在生活给人的,不只有苦痛,还有希望。
大约四月初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回到家里看到了一位陌生的客人。客人看上去三十岁刚出头,一张国字脸上,两道浓密的剑眉之下,一双英气勃发的眼睛,迸射出柔和而睿智的光芒。他不苟言笑,说话的声音不大,语速不疾不徐,字斟句酌似的,斯文而不失威严。此时,他正斜靠在炕角的一摞被子上,一件合身的鸡心领褐色毛衣,上面织出柳叶状的图案,一条黑白相间的方格围巾,恰如其分地围在脖子上,一头铺展在左前胸,另一头绕颈一圈,披挂在左肩后方,看上去俊朗儒雅,有几分疏淡高洁的意味。我走进家门的时候,他正在窗前和父亲对坐着聊天,忙着做饭的母亲在锅台边也不时插上几句话,窑洞里热气弥漫,气氛温馨而热烈。挑着一担水进门的大哥,朝炕上看了一眼,连忙惊喜地叫了一声:“范老师!”马上又觉得不妥,赶紧补了一句:“表叔来了!”然后急忙到水缸边卸下扁担,凑到客人面前。只见客人欠起斜躺的身子,伸长胳膊与大哥握手,一瞬间笑盈盈的脸上现出欢喜、满意的神采。我发现,这位客人的形象、谈吐、举止,与我以往见到的任何一位客人迥然不同,他气宇轩昂,文质彬彬,其亲和迷人的气质,在那一刹那,便深深定格在了我儿时的脑海里。
这位被我大哥也称作“表叔”的范老师,名叫范登科,原来是大队小学教师,大哥、大姐和二姐,都曾经是他的学生。他与我家交情颇厚,对我的父亲母亲以兄嫂相称。范表叔的父亲给儿子取了一个颇有寄寓的名字,期望儿子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意思显露无遗,高中毕业时,范表叔因家庭成分不好,被下放到大队教了几年书,但由于他实在优秀,现在又被调入公社做了党委秘书。这天他是以“路线教育工作队”成员的身份进驻村里。他爱人姓吴,是公社中学的老师,夫妻俩正直善良,喜读书,有文化,受学生爱戴、领导赏识,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
距离这次见面的十年后,当我在大学第一次观看电影《早春二月》的时候,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扮演的肖涧秋,让我禁不住联想到了与 之气质相似的范表叔。
范表叔对我家的情况非常熟悉,他仔细倾听了父亲母亲对我家当下处境的诉说,当了解到一家人在村子里处处受到挤压欺负的时候,他并 不感到意外,只微微一笑,轻轻地反问了一句:“为什么不送娃娃念书呢?”
尽管是微微一笑,轻轻的一句话,却如醍醐灌顶,点醒了迷惑茫然的父亲母亲,也从此彻底改变了我们兄弟姐妹们后来人生发展的轨迹。
在我看来,范表叔无疑就是知识的化身,就是我应该心之向往的楷模,他的出现,在我稚嫩的心中播撒下文化的火种,只待有合适的土壤、灿烂的阳光、清新的空气,积攒下足够的燃料,便可呈燎原之势,使懵懂无知的我凤凰涅槃,直达文明的彼岸。进入学堂,就是直达文明彼岸的起点。生产队的民办小学,创建于 1972 年春天,我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仅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大哥,是全队识字最多的青年,理所当然被推举为民办教师。教室由生产队原来喂牛的一孔旧窑洞改造而成,近两米宽,五米深,洞口朝南,采光不太好,早晨、下午和阴雨天气,窑洞里光线就更加幽暗。走进窑洞,右侧是四排座位,每排东西两边各砌一大一小两个土墩,大土墩约有一米高,上面担放一块刚锯好的新木板,稍宽,做课桌用,板材散发出淡淡的木屑香味;小土墩约一尺高,上面担放的也是木板,略显破旧,稍窄,用它来充当凳子。每排能坐四五个小孩。自门而入,是只能容一人通过的甬道,直入尽头。学校创办三年来,陆续招收了一、二、三年级,十三四人。上课时,大哥站在窑洞尽头的黑板前讲课。一年级上课,二、三年级的学生背向黑板面朝门口,坐在木板上看书、写作业;二、三年级上课时,亦然,依此类推。空间的逼仄,自制教具的简陋,课外书籍的匮乏,都是显而易见的。陋室里的启蒙教 育,从这里起步,倒也其乐融融。苦中作乐的原因,一是缘于求知的本能,二是囿于对外面精彩纷呈世界的懵懂无知。
1975 年初夏,我们从一年级起同时入学的五个学生,即将完成在窑 洞小学的学业了。通过大哥的建议并经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同意,我们 将从下学期起,告别生产队窑洞小学,到平庄大队中心小学就读四年级的课程。
五月底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大哥给我们全校的十几名学生教唱了一首歌,歌名是《颂歌献给毛主席》。学生中恐怕只有我知道,这是《战地新歌》第一集里收录的一首歌。大哥、二姐、二哥都识简谱,受他们影响,《战地新歌》第一集、第二集里的大部分歌曲,我都会唱。大哥先用遒劲美观的楷体板书,在黑板上写满了情意沉沉的歌词:“东海扬波红日升,南岭起舞飘彩云。珠穆朗玛雪峰献哈达,草原上赞歌唱不尽……”,写罢,又深情地一句句教唱,只用了十几分钟,我们便学会了。然后,大哥让其他学生写作业,他又专门辅导我们五个将要离开的学生学写日记。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写过,我们不知道咋写,大哥便口授,
让我们按照格式,他说一句,我们写一句。那天下午,晚春初夏燥热的风沙又起,漫天的黄沙铺天盖地,本就不很亮敞的教室更加昏暗。我感觉到大哥有一点落寞,上课的气氛多少有点都德《最后一课》的味道。我自己也因为不久要离开村庄,有一丝不舍,于是,记录日记时,也不免有些恍惚,走神。
但时间不允许我有太多的感慨,一眨眼,暖风便赶走了黄沙,送来了丽日 。
暑假来了。
这一年暑假,又添加了新的内容——农村扫盲和路线教育工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家为了提高民众的识字率,在农村办起了夜校,开设了扫盲班。1975 年暑假刚到,县教育局便指派大水坑学区的一名姓张的男老师,来到我们生产队开展扫盲工作,大哥作为民办教师,做张老师的助手。每天夜晚,小学校五盏玻璃罩子煤油灯,映照得窑洞教室一片光明,琅琅的书声为乡村的夏夜,增添了别样的景致。但更多的时候,几位大姑娘小媳妇,生字学会一个忘记一个,教会两个忘掉一双,张老师气恼而焦急,又不好意思发作,他站在黑板前唉声叹气、摇头苦笑的一幕,便永久地镌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路线教育工作队进驻各生产队,由县委派出,公社、大队干部跟进,也是那几年政治生活的规范性动作。县委张书记,文教局张局长,交通局孙局长,还有来自县城姓田和姓路的两位干部,都先后进驻过我们生产队,他们白天与社员一起下地收麦、锄地,傍晚,便在夜校组织 社员学习政治理论,讲解党的政策,循序渐进、扎实有序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宣教工作。广大社员投入路线教育工作的积极性还挺高,白日里的田间地头和晚上的村办夜校,都成为学习的平台。平日里,党中央的决策、毛主席的声音,总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通过每村每户安装的小广播,以及村头水泥杆上竖立的高音大喇叭,准时传到全国各族人民耳朵里。有趣的是,大喇叭与小广播,也常常成为生产队长催促大家出工和通知开会的工具,便捷而高效,社员如有动作迟缓或偷奸耍滑的,生产队长有时就急不择言地在高音喇叭或小广播里骂将起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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