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用水看图写话二年级上册,节约用水看图写话二年级上册100字!

作者 张莘如

成家后多次搬家,居住条件越来越好。但是,最让我留恋、最让我感到亲切的还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简陋的家:石坪村

和睦的五家房客

我们是1975年搬进石坪村的。当年的石坪村位于沙杨公路(沙坪坝——杨家坪)石坪桥站西侧,一个高高耸立的山头上排列着几幢大小不一的红砖楼。这里没有任何配套设施,上百家住户共用一个厕所。

这些住房的产权属房管局,住房的人无一不是房管局的“房客”。

我们住的房子在一幢楼的二层,一个单元住五家人,我家在楼道最里边。这是一个建面18平方米的单间,入户门正对单元过道,开门见床,所以在床尾拉起一块布,算是屏风,也算是玄关。

我们这个单元住房面积最大的是隔壁何家。何家是两居室,住着何老师和他的爱人文医生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

除了何家,我们四家都是单间。我家是这个单元面积最大的单间。进单元门左边的一家住着一对年轻夫妇,男的姓周,有固定工作。右边一家住着母女俩,妈妈没有正式工作,常看见她在街上打零工。她家房子最小,放了一张床,剩下的地方只能放一张小饭桌了。

住房最困难的是同我们相邻的冯师傅。她是矿山机械厂职工,有两个儿子。老公的女儿是云南的支边青年,在那里结了婚,有了孩子,回重庆后没有地方住,带着孩子住到冯师傅家,一下家里有了五口人。冯师傅的老公在外地工作,每年回来探亲,只好同冯师傅住进厂招待所。

五家人都没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共用的厨房在进单元门的地方。

厨房尽头隔了一间淋浴间,只有冷水,洗澡要自己提热水去。有时也可在此解决小便。

因为五家人挤在一起,自然有了交流的机会。我们是最后搬进去的,很快也同大家熟了。厨房一时成了公共客厅。

可能是因为条件简陋的原因,邻里更容易形成互相照应。那时,大家都烧煤球,难免要“漏灰”,让煤球燃烧更充分些。用灶的一家,总会先打招呼,用铁锅把灶封严,然后用一个铁皮做的盖子堵住出灰洞,将火钩从盖子中的一条缝中伸入,尽量不让炉灰冒出来。我家没有灶,是活动火炉,就把炉子提到楼梯转角远离厨房的地方。

五家人共用一个水表,按人头计费。大家都知道节约用水,洗碗洗菜,自觉把水接在盆里,不会边冲边洗,像独家厨房那样。

因为所有房间空气不对流,楼道光线差,大家习惯白天在家时都把门打开,最多在门上挂一个小布帘。夏天的晚上,酷热难耐,也少有关门,为了让家里通风,也让邻居家通风。在没有空调和电扇的年代,邻里间的互助和信任,是最好的降温办法。

我们是1981年离开石坪村的。四十年了,住房条件越来越好,邻里关系越来越疏,楼上楼下,左邻右舍,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不知姓甚名谁。

石坪村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累并快乐着

1978年秋,我从部队转业到重庆市市级机关党委,办公地点在曾家岩。从曾家岩到石坪村,从石坪村到曾家岩,总共大约要用三个小时。

每天下午一下班,我会匆匆赶往上清寺,挤上1路电车,坐一站到两路口下,然后一路小跑,赶到3路电车起点站,挤上车,坐到终点站杨家坪。杨家坪到石坪桥可乘4路电车,也是只有一站,到站后有一条大路到石坪村家,但要往回走一段路。所以遇上等车的人多,我就步行。大约在两公里远的地方,开始爬一个很陡的坡,那时人年轻,十五分钟可爬到家。

因为我们白天不在家,只做一顿晚饭,所以我们不像邻居家每天晚上“背火”,而是每天用火的时候临时升火,晚上熄火。为赶时间,我到家的第一件事是升火。

我把火炉提到楼下宽畅的地方,点燃泡花,把预先准备好的木柴和煤球依次放进去,用扇子小心地煽。先是一股青烟,后升起浓烟,待烟住后,再把炉子提进二楼的厨房。

妻下班比我晚,也比我晚到家。她通常会在过石坪桥街的时候买点菜,我先把饭煮好。我们有一个海山牌的高压锅,当时还是稀罕物,但不好用,有时,限压阀会突然冲起来,让人吓一跳。

在石坪村,炒菜是一件力气活。因为厨房小,又是五家共用,炒菜用的油和佐料只能放在家里,要用时从家里拿。我家离厨房最远,我们利用一个废木箱做了一个“碗柜”,上面一层放做菜用的菜油、酱油和其它佐料。碗柜正对着楼道,入户门向内开三分之一,站在门外可以取放。

我家以前住的房客有灶,我们搬进来后,因为白天不做饭,就把灶让给了邻居。没有灶,也就没有临时搁放东西的灶台,我们做一个菜,来回要走五、六趟。

烧煤球,不可避免要处理碰碎的煤渣。办法是:把泥化作泥浆,倒在煤渣里搅拌均匀,再用手把煤渣捏成一个一个煤团,放在雨淋不到的地方,晾干备用。现在看来,这是一件很脏又很无趣的事,可当时就像小孩玩泥巴一样开心。

我乘坐的3路电车会经过袁家岗,如果在此下车,换乘25路汽车,坐一站可达石坪桥,省时,还少走路。但25路不用月票,想着能省则省,还是放弃了。

妻在荒沟山上的一家厂上班,每天下班都是跑步到荒沟,再经石坪桥街回家。本来,荒沟到石坪桥可以坐一站,也因为是25路,她一般不坐车。

现在想来,不过就是几分钱的事,怎么会这么抠?当年两人工资不到90元,要养一个孩子,买了月票还天天掏钱买车票,实在不能接受。

在石坪村住的日子,忙是忙,累是累,但人是快乐的。

我退伍的时候领到了520元转业费,先用100元买了100斤白糖,再用150元买了一架上海牌电子管收音机,60元买了电唱机。到地方后,用机关发的票和攒下的钱,买了一部12吋的金星牌黑白电视机,一台三峡牌电扇。这在五家房客中算是特殊待遇了。

1980年10月,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搬上了中国荧屏。那些日子,天天像过节,晚上,一切收拾停当,就坐在电视机前,盯着那小小的黑白屏幕,沉浸在故事中,仿佛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世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其中之一是快乐不跟物质生活条件成正比。1981年,我们搬进了市委机关宿舍,我不再挤车,我家有自己的厨房,做饭用气用电,再也不用每天生火了,可做饭的热情却没有了。我情愿天天去机关食堂打饭,也不愿自己做。没有了劳累,当然也没有了往年做饭带给我的快乐。

我家添了小房客

我们住石坪村的前几年,女儿放在外婆家,由祖祖和外婆带。1979年,女儿满三岁,该上托儿所了。单位领导考虑我们家住石坪桥 的情况,联系了离我家最近的一家托儿所。

我和妻考察了这个托儿所。托儿所在“西区公园”(重庆动物园的前身)隔壁,风景秀丽,设施完善,最早主要收西南局干部子女,正式名称是“重庆市第一托儿所”,简称“一托”。

一托只收全托的孩子,星期一上午送去,星期六下午接走。入托第一天,尽管我先入为主地向女儿灌输了许多入托的好处,她似乎也听进去了,但在一旦要把她交给托儿所的老师时,她突然大哭起来,死死抱住妈妈的脖子,说什么也不下来。老师示意我们把孩子交给她,快离开,我们不顾正在哭的女儿,硬着心肠,离开了一托。

到了星期六。说是下午接孩子,家长一个比一个早,妻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接孩子,孩子已经接走一大半了。女儿先放在厂里,自己玩,妈妈下班才能隨妈妈回到石坪村的家。

妻厂子里忙的时候,接孩子的任务落在我的头上。我不忍心女儿孤零零地留在托儿所,眼巴巴地看着同伴一个个被家长接走,而不见自己父母的影子,常常在机关吃了中饭就开溜。好在机关不打考勤,单位领导知道我的具体困难,对此并不在意。

即使这样,我赶到一托,孩子也都走光了。女儿被一个姓刘的老师接在家中,我便到刘老师家接孩子。想着经常麻烦刘老师,总觉得应该回报她。

同刘老师熟了,慢慢知道她同爱人两地分居,爱人在云南宣威的一个单位工作,调重庆有困难,便想帮她的忙。

我家隔壁的何老师在市人事局工作。我向何老师开口求助,他说想想办法。不久,调动的事办成了。我的一件心事才算了了。

接送孩子,相比而言,送比接更难。送孩子到托儿所,上班肯定会迟到。妻厂子考勤严,机关不考勤,这任务自然落到我身上。

即便如此,每个星期一上午,我还会忙得像打仗一样。先要给女儿梳洗,然后照顾女儿吃饭。她饭量很小,吃得很慢,最后几口需要我强行喂下。然后,拖着她到4路电车石坪桥站等车。

4路车本来就少,高峰期更是人挤人。车到石坪桥,下车人少,上车人多,我带着小孩,很难上去。车过了一辆又一辆,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抱着女儿硬上。女儿十分配合我,紧抱着我的头,全身贴着我,终于上了车,贴着车门站住了。

杨家坪下车后,要走很长一段路。我把女儿放在肩上,“骑马马肩”,三步并作两步,一刻钟后才能到达一托。

开始几次送女儿入托,女儿会开条件,就是到西区公园看熊猫。熊猫馆离园区门很远,一去一来很费时间。女儿看我心急火燎,就改成在公园门口看看。后来,改成路上吃冰糕。

一次送女儿,车到杨家坪后,女儿要求我买冰糕。我看实在太晚了,没同意。女儿好像特别能体谅我,说了一句:“爸爸没关饷”。我从来不用“关饷”这个词,可能这是她在外婆家学的。

虽然我把送孩子的时间抓得很紧,到办公室常常在十点半以后了。

星期天,只有女儿和我在家。妻在的工厂休息星期二,白天带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事。

家里有了孩子,最麻烦的莫过于上街买菜。带孩子去吧,累赘;不带孩子吧,不放心。还好,我有一个姻伯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就把孩子送到她那里,买了菜再回来接。遇上内急需要上公厕,我常把孩子放在公厕外,嘱咐她不要走,我马上出来,不敢有片刻的疏忽。

女儿喜欢看书。她这个年龄,能看得懂的只有《看图说话》。书上的字不认识,我会念给她听。许多图说念过多次,她还想听,每走到她面前,她总会说“爸爸讲”。

有一组图我念过多次了,文字现在还记得:“星期天,妈妈上班去了,我在家跟爸爸学本领。爸爸擦自行车,我擦童车……”。她特别喜欢这组图和配图的文字,可能这正符合我家的“家情”。到后来上大班,教她学了几百个字,自己能读,她就不再找我读了。

托儿所给孩子带来的变化是明显的:

以前吃饭,她会掉不少饭粒在桌上、地上,现在吃得颗粒不剩,见我碗里没吃干净,会批评爸爸“可耻”。

以前晚上叫她起来小便,她不愿起床;托儿所是统一管理,夜间统一起床小便,不服从不行,好习惯自然养成了。

以前叫她吃药很难,托儿所每天让孩子集中站成一排,把家长交给老师的水果、糖果和药片发给孩子。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有一份父母的“礼品”,即使是难吃的药片,如果没有领到会很伤心。加上有老师的监督,吃药不再是难题。

最大的变化是孩子变大方了。一托是对外开放的托儿所,经常有外宾来参观,给外宾表演节目是常事。上了托儿所,女儿变得活泼开朗,即使在生人面前,也是说唱就唱,说跳就跳。我想,这对她一生的性格铸造也是有好处的。

搬离石坪桥后,我再返石坪桥,已是三十年后。石坪村依在,然此石坪村已非彼石坪村,发达的公路网线、鳞次栉比的现代化高楼,让我对这里感到陌生。我竭力寻找我曾经住过的那个石坪村,那个高高耸立的山坡,那群陈旧的红砖楼,早已消失在现代建筑的海洋中。

回到家,我感到怅然若失。虽然石坪桥后来也去过几次,但总记不住刚刚看到的模样,只要一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的依然是那条破旧的公路,那群破旧的楼房。

我知道我心中的“石坪村”永远不会抹去,因为它是一个时代“市民社会”的缩影。

写于2022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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