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父亲电话，人在山东一家医院，刚做完手术十天，出院在工地出租屋没人照顾。我刚听到父亲说这个事时很震惊，也很错乱，当我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真是后怕！原来父亲在工地出了事谁也没告诉，直到出院才打第一个电话告诉我。

父亲是地地道道东北人，是个很爱面子的人，我曾劝他不要再当农民工了，他嘴上答应，却还是背着我和家里人去了工地。原来父亲在工地从6米多高处坠落摔伤，被工地老板私下送去医院，万幸救过来了。此时我在杭州也无心工作，只好跟领导请假，火急火燎的赶去山东。

一路上，我脑海里对父亲都是怨恨，真的！因为他年轻时是个爱管别人闲事，帮外不帮里，是个爱家暴老婆的人。并且出了这个事，也是因为固执不听劝，同时也打乱了我在杭州的生活节奏。

但是当我到山东，看到他的租住环境及身上的伤口时，再多的怨恨也咽到肚子里了。这是其中一处的手术伤口，真的很触目惊心。医院给的结果伤最严重的三处是腰椎骨折、一处肋骨骨折、肩胛骨骨折，如果工伤鉴定的话，基本上9级伤残肯定有的。

父亲其中一处伤口

不懂法真的很吃亏

父亲是跟着一位亲戚去的山东，工地老板既没给签合同，也没给交社保，就是在大街上拉的散工就去干活了。当我问，出事时有没有报警，父亲和这位亲戚的回答真的让我很无奈。

他们说因为当时老板第一时间用私家车给送到医院了，所以就没好意思报警，甚至出事三天内也是可以报警的，他们也没有这么做，这就说明没有出警记录，过了报警时效，什么直接证据都没有。之所以现在给我打电话，是因为手术后那个老板就不给治了，也要不到钱了。他们甚至连老板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个手机号。

因为是外地人，对当地很不熟，也没有得到法律的无偿援助。通过网上我咨询了几家律所，还得先交咨询费，然后律师看上去也不太令人信服的样子。所以这个事情要想维权真的很令人迷茫，因为此刻的我连法院大门都不知道在哪。

遇事冷静，总会出现突破口

还好当时我比较轴，不想就这么不了了之。我去医院打印了出院记录，通过记录上找到了工地老板的名字，这个可能就是工地老板的失误，他知道私自把人送医院，也知道把当时一起的工人都换了，却唯独忘了这一点。然后我通过这个名字和手机号，网络上查到了他是一个注册资金为500万公司的小老板，也并没有承包这个工地的资质。

我又通过网络查到了这个老板的QQ号、支付宝号，及公司地址。当时，我也不知道查到这些有没有用，虽然我们是农民，是穷人，但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劝自己冷静，一定要死磕到底，我不信农民就维护不了自己的权益。

接下来跟工地老板通电话，谈赔偿事宜，我们的诉求是赔偿15万，因为我知道一旦真的伤残鉴定远不止这些。通了几次电话，也录了音，可是那个老板态度一直很嚣张，“给你手术治好了，没让你死在那，还想讹我，3万都没有！”这是工地老板原话。我本想亲自去他公司讨要说法，可我父亲说，我一个女孩子去了怕被人打出来，人生地不熟的很危险，索性就放弃了。

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请律师，去医院打出院记录时，我找到了父亲同个病房的病友，通过他介绍了一个小律所的律师给我，至少有这个介绍人律师不要咨询费，也有那么点信任在。我把事情来龙去脉详述给律师，也把我去山东这几天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录音、事发地点有用的没用的信息或证据全部提供给了律师。

第一次跟律师微信交流

切忌跟律师讲价

律师表示，没有第一时间报警没证据，也没合同没社保的，官司不好打，只能打劳务且耗时长，我不知道律师这样表达给我是什么意思，但我隐约感觉到律师不大情愿接这个官司。好在我坚持，跟律师签了委托协议，并立即付了2400元的基础服务费。

交基础服务费

其实，在签委托协议前，我提前查了国家及当地的相关收费标准，此类案子基础服务费为2000元，费率基本不超过6%。而这个律师多收了我400块，费率张口就提到了8%。父亲觉得太贵还想还价，我立马打住了他。因为我知道，我们当地没关系，也没有认识的人，外地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信任律师。

答应律师的费点

我跟律师表示这个费用没问题，态度上隐晦的表达了对他100%的信任，同时我还开玩笑说官司赢了赔偿款到手费率我会提到10%，宁可钱多给辛苦的律师，也不要给黑心老板占了便宜。

签的委托书

因为网上有很多关于律师反水的问题，往往多发生在像我们这种外地人身上，我没有跟父亲说，但我内心其实是很怕的。所以在以后跟律师的每次交流中，我都会加一句，需不需要我本人过去，我有时间，不怕花钱。其实，我是装大方。

等待的时间很煎熬，但无论如何学会坚持

一切交给律师后，我带父亲来了杭州家里养病。父亲在我这恢复差不多后，才把这个事情告诉老家母亲，以及在上海的弟弟。

其实一般打劳务官司时间不要那么长的，等待开庭过程中很煎熬，因为屡次跟律师交流都没什么进度，律师也不是那么上心，等待开庭就耗时一年多。

后来法院指定了伤残鉴定机构，父亲得亲自去趟山东，因为弟弟平时不管事，父亲提议让我陪他，我没同意。我觉得，关键时候不能只有女儿，还得有儿子撑腰，不然生儿子有什么用？我跟弟弟好说歹说，他同意了。

弟弟带父亲去山东，我让弟弟和父亲请律师吃了个饭，说了些客气话，给律所的几个员工买了点小礼物。加上我弟弟长的其实是有点凶的，我就是想让他们看见父亲有儿子撑腰，也是不好惹的。果然，我的想法还是奏效的，律师后来的办事进度加快，后来的交流中对我和父亲也客气了许多。最终，父亲伤残鉴定等级介于8-9级。

这期间，工地老板私下有给我们打电话要私了，但是我是个犟脾气，要么法庭调解，要么官司进行到底，我忘不了一开始受的气和威胁，我跟律师也说，绝对不私了。这期间我又付了诉讼费八千多，赔偿还没拿到，我就已经先付出了一万多的费用。

坚持就是胜利

最终，耗时近三年，我们赢了，强制执行赔偿款近30万，拿到钱的那一刻父亲很开心，也老泪纵横，二次手术拆完钢板后，他就再也不能干重活了。通过这件事，父母对我也另眼相看，特别是母亲对我态度也好了些。

为父亲打官司这三年，我很煎熬，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现在打一场民事赔偿官司经常一打就是二三年，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而精神上也会备受折磨，请律师的话费用少则几千，多则上万。这些投入，对于无钱无闲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是无力承受的，而这些劳动者却是占社会绝大多数。

我们国家人口众多，法律纠纷也多，案件从受理到终审再到执行，耗时较长，如果政府不能向民众提供无偿的律师援助，实现法治社会也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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